「老師！我想一個人到樹下吃飯，因為我害怕同學們看到我害怕的樣子…。」這是一個年僅10歲的孩子，因為疾病遭受到媒體曝光，寧願選擇孤獨，默默承受這社會原本不該有的壓力。
還記得，澎湖在10多年前曾發生一名因輸血感染愛滋的國小學童嗎？時間過得飛快，這名「學童」已經高職畢業了。
但又為何提及「他」呢？因為，事隔十多年，類似的情形仍屢見不鮮。是我們對於疾病的認識有待再教育？還是習慣排斥和我們不一樣（患病）的人？
據衛生署統計，自民國73年累計至今，有453名感染愛滋病的「在校學生」。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例第六之一條明定，各級學校對於教職員生已感染HIV病毒，或疑似受感染者，除應遵守相關規定外，應該確保當事人之就學、就醫、就業等合法權益，並避免受到不公平之待遇。
然而，據教育部先前委託陽明大學的研究報告顯示，調查全國161所大專校院，共122所學校回覆，其中43%的學校不曾設計過有關愛滋病課程與活動，80%以各種不同的名稱明訂愛滋學生的管理條例（例如：於校規或招生簡章中，規定學生若感染愛滋病須退學、休學、退宿、不得進入學校餐廳、只能住單人寢室等），更高達98%的學校將採取勒令休學或定期停學之規定。
事隔十多年，「澎湖學童」絕不會僅是特例，越來越多的愛滋兒童長大成人（因使用雞尾酒療法，生命健康得以維繫，與一般人並無二致！）若社會仍未放下歧視，考取再優秀的學校卻無法就讀、錄取再好的工作卻無法就職，牙痛、肚疼就醫屢遭拒，那麼，端靠雞尾酒療法維繫生命，生活品質淪落如此，有何意義？
尤其是，愛滋產前篩檢已被聯合國建議為最重要的預防工作之一，台灣一年共約有22萬名產婦，如以目前盛行率萬分之1.5計算，每年至少有30名HIV陽性孕婦，如施行全面篩檢，將可預防10名以上愛滋寶寶產生；假設每年可減少10名愛滋寶寶，意即可節省一億元以上的醫療費用，遠超過4500萬元的愛滋篩檢成本支出，此政策符合成本效益，並可減少生命損失和有限的社會成本。
「我長大想當總統；我長大要當律師；我長大要當……。」這是南非小朋友的志向；但南非總理說：「她他們不可能成為這樣的人，因為……，她他們能活到30歲都成問題！」為什麼呢？因為南非愛滋盛行率約30%，在沒有藥物治療下，所有的夢想都變成不切實際。
南非的未來是如此；那麼，臺灣呢？
楊惠中（2006），「澎湖愛滋學童，你還好嗎？─檢視臺灣兒童感染愛滋問題」，民生報，5月1日，A7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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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惠中，非典型法律人，融合公共衛生/傳染病、社會福利。學生時即參與人權、社會運動，發表文章眾多、關心弱勢，積極推動反歧視。同時榮獲三座跨領域碩士論文「特優獎」紀錄保持人、第57屆十大傑出青年選拔(兒童、性別及人權關懷類第2名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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